内容摘要

出版业是文化传承和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图书出版“走出去”是中国文化全球传播的重要形式。本文在全球传播的语境下，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的现状、成效与短板进行了系统评估，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一带一路”   中国出版   “走出去”   文化传播   “丝路书香工程”

伴随着经济力量的全球扩展，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扩散到世界各地，对各国文化、价值观乃至政治意识形态施加深远的影响，构成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的一块基石。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新型全球治理观的表现和实践，那么文化传播工作理应成为该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要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出版业是文化传承和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图书出版“走出去”是中国文化全球传播的重要形式。本文探讨的是，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的现状、成效与反思。

一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的现状

“强大的国家目标实现能力是中国体制的重要特征。” 21 世纪以来，得益于一系列出版“走出去”政策、规划及相关工程项目的组织实施，中国图书出版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有力地支撑了中国故事的全球传播。

（一）注重政策引领，发挥央地协同作用

2013 年以来，在前期政策基础上，国家有关部门立足“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出台一系列专项扶持政策，引导中国出版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2014 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包括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丝路图书互译项目、汉语教材推广项目等类别的“丝路书香工程”获准立项，同时入选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重大项目。2017 年9 月发布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将“丝路书香工程”列为“十三五”期间新闻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点项目。文化部同年发布的《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 ～ 2020 年）》也提出要以数字文化为重点，开拓完善国际合作渠道，实现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良性互动，促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建设。

在国家规划指引下，不少省市也结合自身情况，加大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出版交流合作的支持力度。例如，上海市不仅在原有“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上海市版权走出去扶持资金”等传统项目中加大对“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扶持力度，还从2016 年起，特别设立“上海新闻出版‘一带一路’资助项目”，推动上海优质出版产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出版传播。此外，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还将开拓“一带一路”国家出版市场，充实提升“文化中国”丛书品牌和“阅读上海”品牌效应，列为打响“上海出版”品牌的重要专项行动。《新疆新闻出版业“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也指出，要抓住“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机遇，培养外向型国际出版专业人才，提升自治区出版产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份额。

（二）强化市场运作，凸显企业主导

一般而言，政策扶持被认为是影响一国出版“走出去”能力的首要因素，但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策扶持只有在“有利于企业成为竞争优势的主体”的条件下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中国出版业在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时，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加大本土化、市场化发展的力度，既服务了国家倡议，也增强了自身的国际竞争优势。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中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根据业务需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起成立“中译—罗奥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等多个国际编辑部，以相对小的经济和风险投入，促进出版业在海外市场的本地化运作。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一带一路”沿线优质合作伙伴，发起成立“丝路童书联盟”，主办“‘一带一路’童书互译工程”，利用目标市场本土发行渠道，实现童书出版“走出去”的突破。

为准确把握“一带一路”国家市场需求，中国出版集团组织专业力量，对罗马尼亚、匈牙利、泰国等国文化出版市场进行专项调研，根据调研成果制定“一国一策”的市场策略。针对波兰、塞尔维亚等国数字出版起步较晚，但有声书市场增长迅速的特点，中国出版集团大力推动文学、童书、字典类有声书进入两国市场。此外，中国出版集团还积极参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书展，推进与相关国家主流书店的业务合作，开设“中版书柜”和“中国书架”，不断拓展更为本土化和市场化的零售渠道。

（三）改进出版模式，创新营销生态

长期以来，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对象主要是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同属中华文化圈的亚洲邻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出版企业不仅大力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版权贸易，实现版权输出总量和结构的“双提升”，还积极实践海外并购、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发展国际版权贸易代理等多种国际化经营模式，不断提升出版“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

例如，通过搭建“图书版权贸易洽谈会”平台，山东出版集团有效拓展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从2015 年1 月至2019 年9 月，山东出版集团图书版权已输送到23 个国家，有99 种图书入选“丝路书香工程”等国家级“走出去”项目。作为首批获得对外专项出版权的试点企业，人民天舟（北京）出版有限公司通过在摩洛哥、阿联酋等国家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阿拉伯语、法语、英语等畅销语种市场，仅在第25届卡萨布兰卡国际书展上，销售图书就超过3000 余册，销售额超过10 万迪拉姆。

在数字经济时代，“营销不再是从生产到销售的线性机械运输，而是囊括物质交换、信息传播、行业合作、关系维护等多重任务的综合运作系统。”作为山东友谊出版社精心打造的出版“走出去”品牌，尼山书屋实现了文化展示、学术讲坛、图书销售、国际教育等多项功能的有机融合、相互支撑，“构建了一个文化传播相对立体的完整生态链”，实现了展示窗口、出版机构、图书销售、版权队伍和作者队伍的国际化，先后入选“丝路书香工程”、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等，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国际品牌。

（四）加强数字出版，提升传播效率

21 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全球数字阅读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基于各类网络终端，便捷地获取数字内容，成为各国网民的重要需求。据统计，“一带一路”大多数国家互联网普及率都在60% 以上，并且“互联网‘无线化’的趋势较明显”。在扶持纸质项目的同时，加快推动数字出版“走出去”，是提升中国出版“走出去”能力的必然选择。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利用数字出版平台开辟“走出去E 丝路”，打造“全球儿童汉语互动阅读推广运营平台”，入选2013 年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中青（英国）国际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瞄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浓厚兴趣，设计研发了具有智能搜索功能的数字版“中国艺术百科全书”，通过数据库的形式推广到国际社会。

数字阅读平台是数字出版的重要环节。作为国内数字阅读行业领军者，掌阅科技研发的掌阅海外版iReader（App）目前可支持14 种语言，服务40 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000 万用户，有力推动了中国优质数字内容的国际推广。五洲传播出版社自建的that’s books 在短短几年间就发展成为拥有英文版、西文版、阿文版和法文版等多个版本的数字内容商务推广平台，销售的电子图书产品涉及20 多种语言文字，不仅满足了阿拉伯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数字阅读市场的需求，也提升了出版“走出去”的效率。

二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的成效

本文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出版“走出去”情况的评估主要依托“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入选名单。“丝路书香工程”是中国新闻出版业唯一统筹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布局的重大项目，其中的“重点翻译资助项目”更是把推动中国主题图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明确列为项目执行的预期目的，可以说，每年入选该项目的图书既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实绩，也带有某种“风向标”和“指示牌”的性质，体现着国家有关部门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指导和规划。

（一）年份及数量

2014 年底，“丝路书香工程”正式获得中宣部批准立项，由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实施。2015 年4 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了首次“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的申报与评审工作。除了2015 年8 月和12 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发布了2015 年“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入选名单和增补名单外，项目的入选名单一般每年发布一次。从历年公示的项目入选名单看，从2015 年到2019 年，该工程资助的图书数量已达1918 册，年均资助数量约383 册，其中2015 年和2016 年的资助数量最多，分别达546 册和439 册。

（二）机构、地域及作者

据统计，全国将近228 家出版机构申报的图书获得过“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项目的资助，其中约25% 的出版机构只有1 本图书入选，占比52% 的出版机构入选图书数量在5 册（不含）以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入选的图书最多，分别达174 册、172 册和139 册，这三家出版机构入选图书数量占资助图书总量25.3%。整体而言，除了五洲传播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等国际营销能力较强的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等具有雄厚出版发行能力的社科类出版社外，大学出版社在开拓“丝路”图书市场中的表现较为亮眼。在入选“丝路书香工程”项目最多的15 家出版机构中，大学出版社有4 家，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从出版机构所在区域看，北京的出版机构入选“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项目的图书数量最多，达1396 册，约占入选图书总数的73%，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总体而言，入选“丝路书香工程”项目最多的省份，一般都具有实力较强的大学出版社或儿童文学出版社，譬如浙江少儿儿童出版社有32 册图书入选“丝路书香工程”项目，占浙江省入选总数21.3%，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入选图书19 册，占安徽省入选总数39.6%，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入选图书34 册，几乎占上海市入选总数71%。近年来，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新疆发挥毗邻中亚地理、文化优势，大力拓展中亚地区图书市场。正因如此，虽然新疆的出版、发行能力在全国并不占优，但新疆出版机构在“丝路书香工程”中的表现却较为亮眼，入选图书数量位居全国第5 位。

从入选“丝路书香工程”项目图书作者的情况看，“人民日报评论部”入选图书数量最多，达36 册，其推出的《习近平讲故事》《习近平用典》等图书被译成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发行，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入选图书数量较多的作者，其作品多为儿童文学、科幻文学作品。例如，中国著名儿童文学家曹文轩有25 册作品入选，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科幻文学作家刘慈欣有12 册作品入选。此外，中国古典哲学研究者陈来的入选作品也较多，达11 册。从学科类属看，这几位作者的图书作品基本属于政治、文学和哲学学科，而这几个学科的图书在全部入选图书中的占比也同样位居前列。

（三）语种及区域

在丝路图书输出语种中，阿拉伯语图书数量高达337 册，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英语和俄语图书，分别达260 册和222 册。阿拉伯语、英语和俄语这3 个通用语种图书数量较多，体现出 “丝路书香工程”资助重点和“一带一路”经贸格局的内在相通性。

与此同时，由于非通用语种国家在“一带一路”经贸格局中也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历年“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项目也资助了不少非通用语种的图书翻译项目，输出语种数量总数达60 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语言情况错综复杂，不仅有“官方语言、国语、主体民族语”，还有大约30 种“由政府认可的，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关键土著语言。”根据本文的统计，除了柏柏尔语、库尔德语、达里语、鞑靼语、俾路支语、以班图语、阿非利卡语，目前，“丝路书香工程”图书输出语种已实现对其他关键土著语言的覆盖，覆盖率高达80%。

（四）学科及主题

本文依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分类标准，对全部输出图书的一级类目和二级类目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丝路书香工程”图书覆盖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全部22 个一级类目，学科分布十分广泛。输出图书数量超过100 册的学科有5 个，其中文学类、政治法律类和历史地理类图书最多，分别高达403 册、358 册和355 册，紧随其后的经济类、工业技术类图书输出数量也都超过100 册。从一级学科类目看，天文学地球科学类、军事类、综合性图书类和农业科学类输出图书数量最少，都少于5 册。若将军事类和综合性图书类图书排除在外，“丝路书香工程”图书覆盖的人文社科类学科数量和理工类学科数量相同，均为10 个，但除了工业技术类、医药卫生类图书数量相对较多外，其他理工类学科图书数量都不多，理工类学科输出图书总量只占人文社科类学科图书数量的13.7%。

若进一步从图书主题观察，可以发现入选“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的图书，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其一，中国文学与文化类图书是“丝路书香工程”图书的主体，但文学类图书偏重当代，文化类图书偏重传统。入选“丝路书香工程”项目的403 册文学类图书涵盖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文学研究等多个主题，但这些主题的图书主要集中在《西游记》《儒林外史》《围城》等经典性作品图书，数量和品类都远不及入选数量分别为202 册和151 册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图书。与文学类图书偏重当代不同，中国文化类图书则偏重传统，既包括多个版本的中国文化史或中国文化概说，如《中国文化ABC》《中国文化常识》等，也包括中国古代哲学的原典、注疏及讲义，如《论语译注》《孔学今义》等，此外还有一些中国文化与思想的研究著作，如《儒释道耶与中国文化》《龙凤呈祥：中国文化的特征、结构与精神》等。

其二，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特别是讲好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探索与实践的理念得到凸显。当前，世界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全球新兴国家经济、技术及话语实力的增强，西方国家长期高举的“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模式的有效性和全球吸引力明显减弱，与此同时，以“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核心，中国正以富有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并稳步推进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借鉴。”因此，近年来，“相对于历史题材和传统题材，国际出版市场对当代中国的关注成为最大的需求增量。”可以发现，偏重于阐发中国道路的“硬核”图书正是“丝路书香工程”图书国际发行的一个亮点，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被译成20 余种语言在全球发行，截至2018 年1 月累计发行量已超过600 万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最受关注、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政治文献”，《中国共产党怎样治理腐败问题》《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挑战》《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执政的》等从多个视角阐发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探索等。

图1 “丝路书香工程”图书主要涉及的主题

其三，无论是文学、文化主题图书，还是经济、政治主题图书，“史论”与“概说”都是其最主要的编辑形式。在综合考虑发行方便和海外读者接受程度的基础上，“丝路书香工程”项目图书更多采取了“史论”或“概说”的编辑形态。一般而言，此类型的图书论述主线较为集中，既能在相对短小的篇幅内，帮助读者了解某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基本情况，也能为期待更深入认识问题的读者提供知识图谱和索引。例如，虽然在全部的“丝路书香工程”图书中，经济类学科图书数量并不是最多的，但若从更为细致的图书主题来划分，中国经济概论主题图书的数量却十分亮眼，这一类图书总体性勾勒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貌（如《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或者讲深、讲透当代中国经济变革的关键议题（如《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者针对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进行释疑解惑（《破解中国经济十大难题》），有效促进了中国经济故事的全球传播。

三

“一带一路”背景下图书出版“走出去”的反思

近年来，国内出版界显著加大“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出版市场开拓力度，不仅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开辟了新的渠道，提升了中国出版的国际竞争力，也在无形中促进了中国故事的全球传播，成效十分显著。然而，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性意义相比，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工作仍然有一些待改进之处。

首先，中国出版社之间的无序竞争影响中国出版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当前，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新闻出版工作主管部门都积极制定相应的政策或规划，为“一带一路”中国出版“走出去”提供政策与资金保障。不过，由于不同层次、省份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雷同度较高，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过程中的无序竞争现象较为常见。“一些出版社存在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导致了一些输出产品和版权质量不高、内容低端，有损于中华文化的声誉。在某一输出国国内，中国出版社扎推，出现恶性竞争。在项目合作方面国内资源与国外设置未能充分共享。发展不平衡，有些国家过热，有些国家过冷等问题，凸显无序。”这些现象的存在显然无助于中国出版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其次，虽然入选“丝路书香工程”项目的图书所属学科和主题包容万象，但究其大体，绝大多数是中国主题图书。譬如，经济类图书涵盖8 个经济学二级学科门类，但却没有一本属于经济学和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的图书。这意味着几乎全部的经济类图书都是关于中国或中国某个行业、区域经济情况的介绍和研究。虽然中国主题图书的海外传播有助于增强国际民众对中国情况的了解，但“先进的世界观”才是“一个民族引领世界的首要贡献”，“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曾经引领世界的民族具有更先进的世界观，这个民族就无法走向世界，更不能引领世界”，中国出版要真正地走向世界，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提供中国主题的出版产品——这将把中国出版“走出去”窄化为中国主题出版物“走出去”——而应该推出更多探讨相关领域普遍性问题，或者基于中国的视角和方法，研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图书，提升中国出版在“解释世界”上的话语能力。

第三，虽然入选“丝路书香工程”项目的图书所属人文社科类学科数量和理工类学科数量相同，但和人文社科类图书比，理工科类图书不仅数量少，所覆盖的二级学科门类也很有限。即便是录得图书数量较多的工业技术类、医药卫生类图书，若仔细辨析，也会发现其中的大多数其实带有历史书籍或通识书籍的性质，与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图书相去甚远。例如，在工业技术类图书中，不少图书如《服饰史话》《图说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印刷术》虽然也会涉及轻工业、手工业等工业专门领域的科技问题，但图书的重点其实是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而这同样也是不少医药卫生类图书如《中国文化·医药》《你了解中医学吗？》著述与发行的主要目的。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为进一步加强中国出版“走出去”工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提供“出版支撑”，中国出版界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努力开创“走出去”的新局面。

第一，针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出版“走出去”缺乏整体规划的情况，国家首先应组织专业力量，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合作发展现状进行深度调研，通过科学的方法测量中国与不同国家出版贸易的增长空间。其次，中国应建立相应的部省协调机制，加强中央部委和相关省份在政策、规划制定过程中的协调与沟通，使得各个省份都能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图书出版“走出去”规划。此外，中国还应顺应全球新闻出版产业发展趋势，积极推动融合出版、境外投资、人才培养等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专门领域的规划工作，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图书出版“走出去”生态。

第二，重视理论研究书籍和国际问题研究书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发行工作。长期以来，全球信息与知识流动往往由西方国家所主导，西方国家的知识界和出版界大量生产关于自身、关于他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并借助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以及全球出版发行能力，影响着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对世界，乃至对自身的认识。相形之下，非西方国家的知识生产总体而言偏向于经验性、在地性。“一带一路”倡议及其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一个综合了历史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机会，一个将独特性和普遍性、多样性与平等结合起来的计划……”内在地包含了某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此而言，更有价值也更全面的中国出版“走出去”，其所提供的就不应只是关于中国主题的出版产品，而应加大推动中国学术界理论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精品著作的编辑、策划与全球发行，使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过程真正能与带有中国主体性的世界观生发过程，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转型过程同向同行。

第三，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战略机遇，推进沿线国家科技出版合作与交流，促进中国科技出版产品“走出去”。科技创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而科技出版正是“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环节。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的出版商已明确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术出版合作，“丝路书香工程”等中国出版“走出去”项目，也对中国科技图书版权的输出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总体而言，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的步伐不够积极，不仅“科技”含量不足，也较为缺乏针对性。因此，国家应在“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一流科技期刊建设”等项目中，设立科技出版国际化建设专项，资助国内优秀科技图书、科技期刊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出版发行。此外，科技出版实力较强的出版机构也应加强与沿线国家科学界、出版界的合作，准确把握当地社会在科技领域的“痛点”和需求，组织编写有针对性的科技图书，增进中国科技成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及现实转化。